如何进一步做好稳外资工作（政策问答·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）

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做好稳外资工作

在全球产业链格局加速重塑、国际经贸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，“稳外资”已经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，成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。对于中国而言，外商投资不仅是资金来源，更是先进技术、管理经验和全球网络的综合载体。如何在存量博弈与增量竞争并存的环境中，把“稳外资”这篇文章做深做实，不仅是宏观政策命题，也是各地政府、园区乃至企业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。

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是稳外资的关键抓手

过去依靠要素成本优势、市场规模优势吸引外资的模式，正在向以制度型开放为主线的高质量阶段转变。稳外资工作的核心，正在从“是否能进来”转向“能否留得住、发展好”。这就要求进一步用好自由贸易试验区、海南自由贸易港、国家级经开区等开放平台，在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等方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，以更透明、更稳定、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增强外资信心。例如，在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，负面清单持续缩减，本身就是释放“欢迎投资”“放宽准入”的明确信号。但更重要的是清单之外的“正面空间”，要通过简化审批流程、健全信息公开机制，让外资企业在市场准入和后续经营中享受同等待遇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。

优化营商环境是稳外资的基础工程

稳外资离不开稳定、透明、公平、可预期的营商环境。外资企业最看重的往往不是单一优惠，而是综合环境的确定性。一方面，要加强与外商投资法及其配套法规的衔接落实，确保政策从“纸面上”落实到“操作端”。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、政府采购、公平竞争审查、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，持续完善规则、健全救济渠道，让外资企业遇到问题“有门可进、有话可说、有案可查、有事能解”。要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加快审批服务数字化、智能化，推进跨部门、跨区域数据共享和信息互认，减少企业在项目落地、用地审批、工程建设许可等关键环节的制度性交易成本。很多地方实践表明，比补贴更能打动外资的，是“办事不求人、审批不打折、承诺能兑现”的营商环境。

精准发力重点领域与产业链环节

在稳外资工作中，不能停留在“撒胡椒面”式的粗放布局，而要更加注重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同频共振。围绕制造业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发展方向，吸引外资更多投向高端装备制造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生物医药、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，推动外资从传统加工装配向研发设计、总部经济、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。例如，一些跨国企业在华设立区域总部、研发中心、创新中心，不仅带来长期资本，更带动本地配套企业能力升级，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。各地在“稳存量”的要以更高水平开放承接“增量”，通过编制产业链图谱、绘制招商地图，推动外资在关键环节“补链”“延链”“强链”，以高质量引资服务经济结构优化。

用好“政策问答”机制提高透明度和预期稳定性

围绕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”推出的各类稳外资政策，只有被理解、被用好，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投资项目。近年来，中央及地方陆续发布围绕稳外资的“政策问答”“服务手册”“操作指引”，把专业性较强的政策条文，用问答形式转化为企业易于理解的解释，成为稳外资工作中的一个创新实践。通过政策问答形式公开关键信息，有助于提高政策透明度，减少信息不对称和理解偏差。例如，某些地方就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、参与政府采购、适用产业扶持政策方面，形成中英双语的问答清单，梳理常见问题和具体办理流程，让跨国公司在投资前就能精准预判成本和收益。下一步，一方面可以推动部门间政策问答的系统整合，打造统一入口、动态更新的政策信息平台;另一方面应在问答中强化案例导向，通过典型企业的实际操作路径说明“如何办”“能办成什么程度”，增强外资企业的制度信任与预期稳定性。

以法治化解决外资关切的“痛点”和“堵点”

高水平稳外资，本质上是以法治方式回应市场关切。外资企业高度关注的平等对待、公平竞争、数据跨境流动、知识产权保护等，都需要在法治框架下给出明确答案。一方面，要推进涉外经贸法律法规的系统清理与修订，确保外商投资法等上位法精神在各领域得到贯通落实，防止“国门已开、制度未通”的现象。要鼓励地方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上先行先试，通过设立国际商事法庭、仲裁中心、多元纠纷解决机制，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专业、高效的争端解决渠道。实践中，一些地区通过完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、实施惩罚性赔偿、加强行刑衔接，使外资企业在研发投入上的信心显著增强。这说明，越是凸显法治确定性，就越能在全球竞争中凸显营商环境优势。

加强服务链条建设打造“全生命周期”稳外资体系

稳外资不仅是招商引资“前半篇文章”，更包含落地、运营、扩产、转型升级等“后半篇文章”。要构建从项目洽谈、注册设立、建设运营到扩张升级、并购重组等全流程服务链条。具体而言，一是健全外资企业“白名单”和重点联系制度，对重大项目实施专班推进、“一企一策”，及时协调解决用地、能耗、用工、资金等难题;二是推动外资服务从“被动响应”向“主动问需”转变，常态化开展“稳外资政策问答进企业”“政企圆桌会”“跨国公司沟通日”等活动，听取企业意见建议，在政策制定前端就加强与外资主体的互动;三是鼓励中介机构、行业协会、商会等参与公共服务供给，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服务网络。只有让外资企业在全生命周期都感受到“办事有人管、困难有人解、期待有回应”，稳外资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。

发挥地方特色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

不同地区在产业基础、区位条件、人才结构、资源禀赋等方面差异明显，稳外资工作不能搞“一刀切”。东部沿海地区可继续依托成熟的产业集群和优质营商环境，吸引跨国公司设立区域总部和功能性机构，打造面向全球的创新策源地与配置中心;中西部地区可结合承接产业转移和内需市场潜力，在装备制造、现代物流、绿色能源等领域积极引进外资项目，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。沿边地区可充分利用口岸、通道优势，发展跨境产业园区和边境经济合作区，以更开放姿态对接周边国家市场。关键在于尊重比较优势、突出地方特色，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形成各具特点的稳外资布局，共同服务于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局。

坚持开放与安全并重提升韧性和抗风险能力

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，稳外资必须把握好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。在坚持扩大开放、优化环境的要更加注重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。一方面，要合理引导外资布局，与国家安全审查、反垄断审查等制度衔接，既维护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，又防范垄断和不当控制。 在数据安全、关键基础设施、重要资源领域，要通过明确规则边界、建立合规指引和安全评估机制，让外资企业“知道什么能做、如何合规做”，通过清晰透明的规则增强安全预期，而不是以不确定性吓退投资。在全球风险事件交织叠加的环境下，谁能在开放中构建更具韧性的法治和制度体系，谁就能在稳外资竞争中取得主动。

以更大力度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

稳外资并非单一政策，而是与货物贸易、服务贸易、数字贸易、金融开放等多领域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。继续推进共建“一带一路”，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多边机制，积极研究参与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路径选择，都将为外资企业在中国布局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规则空间。未来，通过深化“引进来”与“走出去”双向互动，推动内外资企业在同一市场、同一规则、同一平台上开展合作与竞争，让中国大市场成为全球共享的大机遇，也让“稳外资”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内涵式提升。